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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铨曹冰鉴”唐伯元

来源:    作者:陈贤武    发布时间:2016-07-14    点击数:4828次



潮州牌坊街有一座俗称为“四狮亭”的石坊,坊主是澄海籍的唐伯元(字仁卿,号曙台)。该坊的坊匾分别为:“理学儒宗”、“铨曹冰鉴”。

唐伯元有《易注》、《礼编》、《道德经注解》等十多部著作,天启五年(1625),明熹宗尝赐赠“理学名卿”牌匾,故石坊用“理学儒宗”来表彰他这位“岭海士大夫仪表”在儒道方面的贡献。

吏部是中央六部之首,东汉称为“吏曹”(曹是古代对官署、部门的别称)。负责官员选举、品阶、封爵、考课之事,下设文选、司封、稽勋、考功四司,文选司亦称“铨选司”,别称“铨曹”。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秋,唐伯元由尚宝司丞升调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副司长),历考功、文选司郎中(司长)。故“铨曹冰鉴”,意指他在吏部任职时,能恪尽职守,不谋私利,品格如冰清玉洁,铨选能明察秋毫(鉴,原指铜镜)。

吏部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官员仕途的顺逆。文选司又直接掌管官吏班秩(即地位、级别)升降、任所或部门调动的推荐工作,可以说是一个位不甚高而权极重而且是极繁忙、极敏感的人事部门,因为,官场中的“潜规则”、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如同宗同族的“族谊”、同省同县的“乡谊”、数辈相交的“世谊”、夫妇双方远近亲属结成的“姻谊”、同榜同科的“年谊”等等,无不影响着考评与选拔的进行。到了万历中期,这种种关系已经发展到使整个文官集团分为若干派系,互相援引或者互相攻讦的地步。所幸的是,其时之吏部尚书孙丕扬是一位以“矫然有风裁”、“挺劲不挠”而享有清誉的大吏,唐伯元亦以淡薄清节为人们称颂,两人主持选拔工作,百官都不敢靠各种关系来谋职。然而,在宫中掌着实权的宦官们的请托,却使他们头痛不已。当时,神宗万历帝由于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与朝臣意见不合,临朝问政的次数越来越少。朝臣们处理政事的各种奏摺,须由内阁转送宦官,然后才到达神宗手里。实际上,皇帝身边的太监,拥有替皇上阅读、处理这些奏章的责任与权利。许多奏章都是由他们过目后,用口头扼要汇报给皇上听。对各种奏章的解决意见,也由他们传达给内阁,这些干预朝政的大太监,他们的权势甚至超过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权势不能公开出现在朝廷上,于是,请托就成为这些有权有势的宦官们干预政事的一种手段。朝臣们对颐指气使的宦官无可奈何。为了在官员选拔方面杜绝这种来自各种各样的权贵请托的积弊,孙丕扬与唐伯元拟定并实施了掣签选官法:将全国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大地域,在竹签上写着任职地名,让经过考核、有资格参加候选的官员自己抽掣,按签委任。至于因为地僻职位少,或者有起复原官、调动职务的情况,造成人浮于缺,则借相邻近的地域来通融。

实施掣签法,请托者再不能依仗权势来左右吏部的选拔工作。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方法不能“辨才任官”,带有听天由命、“碰运气”的倾向,大多数应选官员却盛赞吏部的新办法公正无私。平心而论,在以人际关系为本位的中国宗法制社会,要完全避开各种请托和营私舞弊几乎不可能。既然如此,退而求其次,把暗箱操作改为相对的公开透明,掣签选官也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由于可行有效,直到清代仍在延用。

唐伯元在吏部郎任职期间,把全付心血都用在选拔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上面。正如他在《请告疏》中所说的:“受事以来,日与堂官(指尚书)计议如何一清铨法,如何一洗积弊。凡利在百代、害在一时者必行,不敢少贬以徇浮议;凡利在部内,害在部外者必革,不敢姑息以市恩私。”但积弊实在太重了,要完全消除十分困难。何况,神宗皇帝虽懈于朝政,却拥有任免官员的绝对权力。他“虽以夙望用(孙)丕扬,然不甚委信。有所推举,率用其次。数请起废,辄报罢。”因此,吏部上报的奏疏大量滞留宫中,一概不加答复。唐伯元眼见大批赴吏部候选官员累月经年地苦待着,“贤愚同滞,朝野咨嗟,莫知其解”,以致“逢人则面赤,扪胸则内愧”,知道自己的心血多半白洒了。加上他向来有脾胃之疾,长年操劳,更使“脾胃愈弱,精神恍惚,足力不支”,于是在万历二十四年夏天给神宗上了封《请告疏》,乞准离职治病,但万历帝却迟不批复。而在上年底到本年春天,“以志不行,已怀去志”的孙丕扬曾十三次上疏告假亦得不到神宗的批复。不久,唐伯元又上《再请告疏》。本来,他在吏部任期将满时,部议曾推荐他出任太常寺少卿(正四品上阶),但奏疏的批复却宣布他改任江西饶州通判,这更使他心灰意冷,乃决意辞官归隐。回到潮州后,在西湖山北麓寿安寺旁建有石室居住,周围栽种成片梅花,名曰:“梅花庄”。在这里掩扉读书,与梅为伍。第二年(1598)夏四月二十七日,唐伯元病逝于潮州城,享年五十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