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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蔽明月,长夜无尽时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7-14    点击数:4815次

乌云蔽明月,长夜无尽时

——《甲申三百年祭》揭示的历史教训





前言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于1944年。彼时,神州板荡,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的官僚体系贪腐横行,面对恶劣的局势,难以有效组织,疲于应对,中国时刻面临亡国的危险。郭沫若以明朝亡于腐败的教训来警示当时的国民政府与新兴力量共产党,告诫两者在大敌当前,都应反腐倡廉,整肃风气,共同抵御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毛泽东对此文极为重视,并将其列为整风的重要读本。今日读来,此文仍具有重要的时代警示意义。

公元1644年,以中国天干地支计,为甲申年。自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起始,大明帝国已走过276个寒冬。审视过往中国的历史,很少有王朝能够具有300年以上的国祚。照此规律,明帝国已步入高龄,似乎也应该到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恰巧,此时帝国的局势也颇为窘迫,内忧外患。山海关外,满洲人的后金政权已尝到了劫掠的甜头,在辽东不断攻城掠地,已然坐大,且数度叩关入内,洗掠京畿。即便后金酋长皇太极公开表示无入主中原的野心,但这种不时的军事骚扰,也足以让帝国脆弱的神经趋于崩溃。帝国内部,大顺农民军在闯王李自成的率领下,以令人咋舌的速度正向京师挺进,所向披靡,沿途州县无不望风归降。

这不失为一番末世的光景。然而,帝国的统治阶层,对统治的延续仍有相当大的信心。中国历来讲究所谓的“道统”,按照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立国的“法理”。明朝乃由朱元璋及其文臣武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蒙元的暴戾统治所创立。因而,明朝得国之正,比刘邦的汉朝过之无不及。两汉绵绵,延续约400年。在明朝统治阶层的认知里,大明应该也应能得到上天眷顾,享受此等待遇。况且,帝国南部的半壁江山,仍旧完好无损。因此,无论如何,公元1644的甲申年,帝国都应当安然无恙,不会出现天崩地裂的变故。面对恶劣的局势,迁都南京的计议被当做歪理邪说处理。崇祯皇帝依旧稳坐京师,待敌上门。

崇祯皇帝与他的大臣们或许都犯了些唯心主义的毛病。所谓的“道统”并无法化身为强兵劲卒剿灭李闯,克定辽东。民心思变,败局已无法避免。1644年3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尽,明朝在形式上宣告了灭亡。此后再由于种种历史巧合,关外的满洲人竟也阴差阳错般地入主中原,完成对全国的征服。这个曾经“治隆唐宋”的偌大帝国,竟以悲剧的方式败亡。从中国历史的线性发展脉络上看,明朝的灭亡,无疑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李自成的农民军,可谓是将明帝国封喉的一把利剑。明末,从气象地理学的角度看,正处于小冰河时期。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华北、关中地区差不多年年岁岁都受到旱灾、蝗灾的袭扰。相关的惨状,在时人马懋才的《备陈大饥疏》可窥一斑:“……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类似的文献汗牛充栋,这些材料均指出了明末农民军得以成势的原因。即由于饥荒,饥民三五成群地聚集起来,开始对周边地区进行抢掠,以资生存。起初,该些饥民缺乏建制组织,常常败于官军。当饥荒持续,政府无法有效赈济,但仍在军事上保持对流民组织的强大压力时,饥民群体必然会产生若干具有卓越组织领导能力的人出来,带领他们应对种种状况,谋求生存。李自成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饥民的聚合,一开始只是为了能吃上饭谋得生存,并无颠覆明室的动机。如此,只要明政府强大有力,调动全国资源,损有余而补不足,赈济局部地区的灾荒,使得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则“寇乱”决不会蔓延。然而结果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流寇,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帝国的赈灾能力极为低下,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官僚体系内贪腐横行,官员们大都各谋私利,无视国家困难局势。因而,晚明政府的行政能力已趋于崩溃的态势,政令不通,无法有效组织以应对局势。

对此,崇祯皇帝也了然于心,但对于官僚体系的贪腐,他似乎无可奈何。他在1638年的《罪己诏》上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明朝,皇帝在《罪己诏》如此声色俱厉地斥责贪腐却对此无能为力,可见明末政府的腐败已到了何种境地。事关国运兴衰的赈济,由这么一个腐朽不堪的官僚系统来运作,往往变相成了横征暴敛,百姓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既然官方的赈灾无法满足灾区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那么在本能求生欲望的驱动下,流民组织的队伍规模便如滚雪球般地膨胀,建章立制,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带领下时刻威胁着明朝的统治。

官僚体系的贪腐,所引发的“蝴蝶效应”是十分可怕的。贪腐不仅劣化了帝国的行政肌体,同时也使曾让四夷胆寒的帝国军队腐朽不堪。军队的战斗力低下自然无需赘述,致命的是,军纪败坏,扰民不止。官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剧甚。《明季北略》记载:“……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

官军的纪律如此败坏,帝国在此时的百姓心中已威信尽失。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百姓的感情是真实且朴素的,面对乱世兵荒,为了求得安定与生存,自然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选择能够保障他们基本权益的一方。作为一名杰出的统帅,李自成自然看到了官军的最大弱点:失尽民心。所以,李自成对自己所部严加约束,所到之地不但分文不取,而且还开仓赈灾,不断宣传其“三年免征,一民不杀”、“平买平卖”的政治军事纲领。如此一来,军纪散漫、贪腐横暴的官军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农民军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时,民间有歌谣云:“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李自成的农民军俨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百姓从者甚众。在这个特定的时空节点里,实力的天平已然大幅度往李自成一方倾斜。从气势上看,甲申年的李自成,已颇有刘邦、朱元璋开国时的风范。从其统领大军挥师北京的那一刻起,明朝的覆灭已经注定。

1644年3月,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尽。可以想象,皇帝一定是带着满腔愤怒离开人世的。在京师陷落前的一次廷议上,他曾问计于众王公大臣。然而,这些平日里锦衣玉食的贵族们皆沉默不语。皇帝龙颜大怒,在案板写上“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几个大字后拂袖而去。当国事与自己的私人利益产生冲突时,只惦记着搜刮民脂民膏的文臣武将们当然会无视家国君父的存在。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国家财政状况恶化,超支严重,为了应付各类开支,皇帝不得不以内帑(皇室的私房钱)进行补贴。到后来,内帑已尽,崇祯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向他的那些王公大臣们请求捐助。然而,这些平日里敛财有道的官僚们,面对国家危难,竟然吝啬得惊人,至始至终没有一人捐银超过一万两。李自成等人进京后,为了犒赏部下,便抄查该些官僚的财产。结果,仅从外戚周奎家便查出了五十万两白银,其他官僚查抄出来的银子更是不计其数。正是这些以贪腐为己任的文臣武将,最终葬送了明王朝。李自成在目睹了这个腐败无能官僚体系的种种怪相以后,也不由自主地对崇祯皇帝表示同情,并发出感叹:“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过,更为讽刺的是,曾经以清廉亲民的李自成及其大顺政权在进京之后也迅速腐朽堕落,仅仅40天,曾经气势如虹的大顺军便在山海关战役中一败涂地。随后,李自成及其大顺政权也步明朝后尘,贪腐不止、内讧不断,开始了垮台的节奏,最终为满清所灭。自此,中国又步入了另一个黑暗的深渊。

贪腐,犹如一片厚重的乌云,笼罩在明末的夜空中,遮蔽了明月所有的光辉。黑暗带来的窒息感遍布各个角落,漫漫长夜,让人似乎难以感受到尽头。300多年过去,1644甲申年的诸多憾事早已化作文人墨客们的故纸堆,然而明朝败亡于贪腐的教训,却永远值得我们警惕与深思。

(潮州市人民检察院    邱光成   陈  勃)